病毒影响下的艰难抉择

“隔离”的英语词——quarantine来自拉丁语 quadraginta，意思是”forty”，也即40。这源于中世纪时鼠疫盛行的意大利，当时人们为了限制疫病传播，要求来港船只必须隔离40天，确保上面的人全无感染，才能下船。古时候的以色列，某位国王也曾下令禁止麻风病人进入城市，把他们留在城外，靠自己独立生存，换言之，任由他们自生自灭。19世纪初，挪威爆发了一场持续70年的麻风病疫情。当时的人们同样将病患隔离，并且按患病的具体情况，将病人分为不同等级，分类、分区管理。身处隔离之中的人们过着非常态的痛苦生活，而即使出了隔离区，很多人也生活在长期的歧视之中。同时，物资交流、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影响，只不过古时候人们的交通和物质交流原本就没那么发达，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球化，这方面的影响相对小。

在医学手段有限的年代，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只能通过限制自身的生活，阻断人与物的部分交流，来保护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为了多数人的利益，那些被隔离管控的人也总会承受更大的损失。在此过程中，不论时代如何进步，理想目标设定得多么高效与人性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保证人类这个不完美的群体中不出现资源配置低效且不合理、经济发展受阻、物资供应中的贪污腐败、趁火打劫、许多患者不得不在等待中死去等悲剧。应对病毒能力之有限也决定了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措施，必然放大社会中原有的各种矛盾与痛苦，比如贫穷、愚昧、谣言、反智、法治不健全、经济发展受困、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所致的问题。但是同时，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同意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应该死去的，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同意被以不人道方式对待的患者天生就该遭遇这样的事，也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喜欢较少而非更多的自由、尊严、财富与便捷性。

在21世纪这个飞机满天飞、快递两天到、旅游说走就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与物的频繁交流都成了病毒疯狂传播的有利道具。当变异后的病毒传播力更强，而科技水平总是有限，即便有疫苗也无法防止感染时，想控制病毒传播，就会更依赖隔离这种手段，这也会更大程度地摧毁我们这些现代人所习惯的自由、便捷、富足的生活。而与此同时，从出生起就享受着远超古时的物质富足与身心自由的我们，却不论在物质需求还是心理层面上都更难舍弃已有的生活方式，长期忍受隔离。不论疫情是由新冠病毒引起，还是以后可能出现的新病毒或致死的病菌，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矛盾。

目前面对新冠病毒的我们很幸运：幸运地有了能有效防重症的疫苗和药物，新冠病毒也发生了更有利于感染者存活的变异，暂时来看，致死率降到了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各方面条件下，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若发生以下情况呢？

对病毒来说，变异是随机的，致死率的高低不是其变异目标，而传播力更强的毒株会在传播与复制过程中自然胜出，因而新冠病毒的传播力会趋于越来越强。假如新冠病毒日后变异为传播力更强的毒株，却又没有在致死率上更温和，而是致死率没高到能让人长期忍受严格管控来换取生命安全，却又高到一旦稍微放开管控，就会不停地变异，让社会慢慢出血，同样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断有大量的人因此而死。若如此，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某种条件下，严格管控更能保证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但同时，做出这个选择也会让人长久地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中。

又或者，病毒变为了一种传播力极强，致死率却又极高的变种，除非采取极端严格、极端不人道的管控措施，否则大部分人都会被感染，且感染后一半以上会死。同时，即使采取极端严格措施，由于我们的物质条件有限、隔离技术水平有限，病毒依然会长期感染人群中的一部分，以此方式与我们永远共存下去。

若遇到上述情况，我们就有可能一辈子生活在严格的管控中。一旦这成为常态，我们也将不得不长期面对由科技水平有限、物质资源有限以及人性之恶所致的诸多悲剧，长期失去一部分自由和尊严。

有限的物质资源和科技水平会使问题更严峻。在那些相对更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ICU、ECMO、疫苗、抗病毒药物都更少。在这种条件下，严格管控带来的生命财产和经济损失更可能小于放开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就如古人选择采取如今看来非常不人道的隔离管控措施一样，大部分人们将倾向于拿出一部分的自由和尊严换取基本的生存权。即使在同样的管控或放开条件下，相对富裕的人和相对贫穷的人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应对病毒的威胁，他们所能获得的自由与尊严的多寡也通常不同。

其实，不论是否严格管控，任何人在疫病中的生活都会或多或少地损失一部分自由和尊严，也为自己增添许多麻烦。即使在不严格管控的情况下，一个人面对人群时，仍然不会拥有和过去一样的安全感，我们仍会时常戴着难看的口罩，无法毫无障碍地看见每个人的笑，一部分人仍会随身携带酒精免洗洗手液。而选择戴口罩或是隔离，并不因为任何一个人天生就喜欢失去自由。

然而，生命安全是否一定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否一定比自由和尊严更重要呢？如果认为其中一方更重要，它比另一者的价值具体高出多少呢？这不是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每个人心中那个天平的倾斜角度都不太一样。

极端一点想：如果一个人存活的条件是不得不一辈子生活在大小为一立方米且不见光的箱子中，有多少人会选择走出箱子，看一眼外面那个有毒却多彩的世界，呼吸一口有毒却清新的空气，然后迅速而自由地死去？如果决定走出去，他/她会在生存多久后做出这个决定？在死之前，他/她会因为生理上的怕死而后悔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且，空想和真正身临其境时的决策也很可能不同。

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是否长期生活在严格管控中，往往取决于一个群体中的少数掌权者，不取决于一个普通人。而掌权者们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群体中多数人心中那个天平摆在什么角度的影响，他们的决策也影响着多数人心中天平的角度。但如果你正好是群体中的少数呢？你心中那个天平的角度在别人看来可能是负的，你就成了不可理喻的疯子；你也可能认为决策者完全是充满恶意的，多数人也是彻头彻尾愚蠢和疯狂的，不论事实是否如此。

注意，以上的推演并不涉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仅仅由于自然规律、科学技术水平、物质富足程度、人性、个体观念等因素，就足以使人们面临这个艰难的抉择。

若一个人是所在群体中的那个“天平倾角为负”的人，或许他/她应该换个地方，与那个多数人心中天平倾角跟他/她差不多的群体一起生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他/她的需求。而做出这个选择，未必非得是因为某一群人更邪恶、更愚蠢，另一群人更善良、更聪明，或是某一种主义更邪恶，另一种主义更善良，我们不该因此就恶意看待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论某些困境是否同时捆绑或导致了另一些复杂的问题，不论人们如何改进应对疫情的方式，病毒都会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